红歌为何久唱不衰?

发布日期:2019-10-01 22:51   来源:未知   阅读:

  传唱至今的红歌,都是经过各个时期人们反复歌唱的基础上精炼下来的。虽然这些歌曲有较强的政治意义,但由于创作者的艺术修养及创作者认真负责的创作精神,使得这些红歌都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审美情感强的红歌往往成为人们的首选,因为它能拨动人内心情感之弦,沁人心脾。

  如《十送红军》(朱正本、张士燮创作),歌词以叙事为基础,并借叙事来表达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成功的强烈期盼。歌词采用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手法,使人感到情真意切、难舍难分。这种情真意切的真实情感,往往和个人质朴的感情产生共鸣,使人生发送别亲人、告别恋人的内心情愫。从这个视角而言,这首歌永远不会过时,总会让各年龄段的人们喜爱,因为亲情、恋情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之真情。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主体(A)和两个变体(B与C),通过采用回旋曲式手法 ,从而形成整首歌曲的统一风格。旋律以级进迂回为主,前三句每句都在级进上行接着迂回下行中,最后一音级进上挑结束,给人以拨动淡淡忧伤的情感之弦,又在留恋深情中充满期望的回味之感,艺术感染力极强。

  又如描写抗战的经典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芦芒词,吕其明曲),是一首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特征的歌曲。豪情与浪漫并存,洒脱与抒情相融。歌曲为单三段式ABA拱形结构,具有结构的对称美。第一段抒情细腻,音乐采用四四拍子,节奏较为舒展,表现游击队员在困难面前镇定、乐观的态度。第二段豪情洒脱,充满阳刚之气。音乐采用二二拍子,进行曲风格,节奏紧凑,速度加快,力度加强,表现游击队员机智灵活、英勇善战的气质。A段和B段在音乐体裁、速度、力度、音乐情绪等方面,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音乐情感张力得到充分体现。演唱者对作品艺术性的诉求得到很好的体现。

  可见,真正传唱至今的经典红歌,不仅不是抽象的革命口号,更不是单纯的政治符号,而是充满人性,率真质朴,具有较强艺术性的佳作。其曲调往往是优美精炼、简洁单纯,如《映山红》、《过雪山草地》、《红军战士想念》、《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妈妈教我一支歌》等等,都是极具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歌曲,能给演唱者和听众带来审美的愉悦。

  大多数红歌的创作素材都来源于各地民歌,且其音调往往扎根在深厚的民族音乐文化土壤之上,这就决定了它从一出生就为普通老百姓所熟悉所喜爱。由江西民歌素材创作的表现井冈山红军时期的歌曲,陕西的信天游为基调的延安时期的革命歌曲,到祖国解放和改革开放后有各民族音调特点的歌曲,这些不同地域的民歌素材的运用,构成了不同时期的红歌多样化的风格。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老百姓都能在红歌里找到自己熟悉并喜爱的音调。这就使得红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是一首通过音乐表现的形式,生动描绘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历史史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么一个革命的节点,从此,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南方移到了西北。西北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这首歌曲用了两首陕西民歌作为素材,一首是陕北《信天游》,一首是陇东的《十八姐担水》。作者只是把《信天游》的节拍,改变成二二拍,使它的气息更悠长,更舒展;并运用调式转调手法,把上下句的单乐段,变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段落。《十八姐担水》在结构上基本没变,只做了音的调整和中间加了间奏,使作品更饱满,更完整。作者用西北地域的语言(包括音乐语言),生动地、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幅革命历史画卷。作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又如上面说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音乐家把山东民间音调素材较好地融入在歌曲旋律中,尤其是B段的进行曲风格,运用了地方民间音调进行创作,使歌曲显得格外亲切、质朴,别具特点。再如作于1952年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该曲描绘出了一幅草原美景——蓝天、白云……音乐以内蒙民间曲调为素材,旋律宽广舒展,用极富浓郁民族风格及地方色彩、充满感情的语言表达了蒙古族人民热爱家乡、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的思想感情。香港一手资料神仙玄机由于音乐抒情、感情真挚,深得包括蒙古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

  正因为红歌具有地方、地域音乐文化特征,因此,它总能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故乡之情,回忆起故乡那一草一木一人,进而从“小我”的感情抒发,通过唱红歌这个平台,达到对“大我”——故乡、祖国的热爱之情的由衷表达。

  在当下社会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中,不少人片面追求自我价值和利益的实现,往往关注眼前利益的获得,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淡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已成为部分人认同的价值观。人心浮躁,缺少精神意志的支撑。而艰苦奋斗的作风,爱国主义情操,积极正确的人生态度,为理想和事业甘于寂寞、勇于斗争、不怕牺牲、大公无私、团结奋进的精神,需要我们在新时期重新树立,唱红歌恰好给了我们一个重塑价值观、再振豪情的平台。红歌中对先烈的追忆,让我们思考当下和平的意义;对英雄的赞美,让我们获得精神支撑;对美好人生的歌颂,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并重塑美好理想;对人性的赞美,让我们回归本真。红歌能让我们逐渐形成高尚的精神品质,并在富强祖国和建设我们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产生美好的行为力量。

  此外,经典红歌往往具有即时价值和延时价值。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成为鼓舞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而战斗,而且时至今日,当我们唱响它们时,仍然能引起我们情感上的共鸣,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如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在当时激发起人民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誓死保卫家园的民族意识,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但时隔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唱起它时,雄健磅礴、深沉浑厚的音乐所带来的强烈的民族气节和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对我们的冲击,让我们在面对当下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面前,仍然激情澎湃,充满自信与乐观,那奔放、豪迈、铿锵有力的诗句和强烈的情感,唤起我们一代又一代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及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不仅歌词抒情质朴、音乐深情动人,而且把视角放在英雄背后默默奉献的家属上,非常人性化。音乐家从人性层面寻求共鸣。从此以后,“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成为民间百姓、尤其是夫妻间所喜欢的“谚语”,因为它表达了一个朴素的大道理。改革开放初的中国需要这样的作品,现在以至将来,我们也一定需要这样充满人间真情的作品。

  一言以蔽之,红歌能久唱不衰,是因为它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意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超越时代的价值功能。因此,在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内容不断创新的今天,红歌传唱也成为一种时尚文化,成为当今群众文化活动中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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